咸阳成任坟场出土金铜佛像作风研讨
2021年5月，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北杜街道成任村东南方发掘了一处东汉后期墓内出土两件金铜佛像，发掘者以为这两件金铜佛像是现在国内考古发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可独立扶养的金铜佛像。本文对金铜佛像的衣纹、指模、背光等艺术特性举行研讨分析，认定其具有犍陀罗、秣菟罗和笈多三种外来作风。从体现出最晚的作风看，年代可断为4世纪支配，属于十六国时期。
2021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讨院在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北杜街道成任村东南方发掘了一处东汉家属坟场，此中21XJM3015出土了两件金铜佛。此两件佛像形制完备，好坏常紧张的发觉，对研讨中印佛教造像有紧张意义。
现在学术界对咸阳成任村M3015出土的这两件佛像的年代有较大的不合。大抵可以分为两种看法。第一种以冉万里为代表的“汉代说”，以为金铜佛像与盗扰者不关，年代为东汉时期，立佛像“改写了中国古时显现独立的扶养佛像的汗青” 。第二种以阳新、姚崇新为代表的“十六国说”。阳新提出铜佛像“各方面都在十六国佛像体系中，难以跨过三国两晋到达汉代。”姚崇新以为两件佛像“应是十六国时期的盗墓者随身携带的用于护佑安全的便携式微型佛像，具有护身符实质，最初不慎遗落在墓室中。”别的，陕西省考古研讨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团结构造的“发觉中国最早的金铜佛像”研讨会在线上掀开，也有一些不同看法。
本文拟从两件金铜像的细节动手，接洽古印度的佛教造像，对其展现出的外来要素和当地要素的干系举行分析，以探究此两件宝贵早前佛像的年代。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金铜立佛艺术特性分析
M3015主墓室出土一件金铜立佛像（图1a）编号M3015:10，通高10.5厘米，跣足立于覆莲座上，座底径4.7厘米。立像接纳磨光馒头状肉髻，面相周围，着通肩袈裟。前有学者以前就立佛脚下莲花座、磨光肉髻等掀开讨论，此处不再赘述。以下对峙像尚未被眷注的一些细节掀开讨论：
图1 咸阳洪渎原成任坟场出土金铜佛像 a金铜立像
（一）立佛的衣纹
咸阳成任村M3015出土的金铜立佛像（以下简称咸阳铜立佛像）身着通肩式圆领佛衣，衣纹隆起较高，质感厚重。就衣纹这一特性，体现出剧烈的犍陀罗作风。但是，犍陀罗式佛衣作风盛行的年代较长，大抵从2世纪起不休盛行至6、7世纪。（图2a）乃至晚至8世纪的青铜造像中，仍然可见。要清晰的推断其所属年代，找到其艺术特性最晚显现的年代要素是至关紧张的。
图2a 犍陀罗样式的佛衣体现 新疆焉耆七个星肖尔楚克佛寺遗址出土佛立像
图2b 犍陀罗样式的佛衣体现 日本公家保藏金铜立佛像
必要注意咸阳铜立佛像的衣纹有两处分明特性。起首，该立佛的左肩处垂下的衣纹流利，褶皱的纹路直接过渡到腿侧，一连且弯曲的平行褶皱围绕着左腿的上部。这种样式与阳新、姚崇新提到的日本藏金铜立佛像相似（图2b）。但是，贵霜早前的犍陀罗佛像胸前衣纹较为厚重僵硬。咸阳立佛流利的衣纹与之并不同，而是与斯瓦特的卡帕特遗址（Chatpat）出土的多件立佛像的衣纹较为相似（图2c）。发掘者达尼（A.H.Dani）以为造像作风属于“第二期”，年代在公元3世纪支配。现藏于大英博物馆藏4世纪今后的犍陀罗铜佛立像（图2d，可以看到胸前的衣纹愈加流利。
图2c 犍陀罗样式的佛衣体现 斯瓦特的卡帕特遗址出土的立佛像
图2d 犍陀罗样式的佛衣体现 大英博物馆保藏金铜佛像 6-7世纪
其次，咸阳铜立佛的左臂弯曲处，外层上衣披覆至衣摆垂下的衣纹，可清晰可见前后两列锯齿状褶皱（图3），左前侧最下端的衣摆边沿翘起，构成卷曲的纹路。这种衣纹具有紧张的意义。
图3 咸阳铜立佛像的锯齿纹衣裾
图3 咸阳铜立佛像的锯齿纹衣裾
贵霜时期犍陀罗和阿富汗的立佛像，佛外层上衣寻常多从右手起天然垂下，构成两条长长的垂直无褶皱的衣纹，如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白沙瓦博物馆藏的多件犍陀罗式佛立像以及出名的巴米扬大佛等。早前犍陀罗菩萨立像与坐佛像的最下端衣摆处，都有少数卷曲或Z字形纹，如法国吉美博物馆、巴基斯坦率沙瓦博物馆藏菩萨立像、坐佛像等。但是，在贵霜早前的犍陀罗立佛像中，无论是岩石照旧泥塑造像，均未见到佛衣的一边有锯齿纹样，仅有在后期犍陀罗的一局部镌刻中才显现。如马歇尔在塔克西拉地区焦里安（Jaulian）主佛塔发觉的北侧台阶两尊立姿佛像，此中，西边立佛右臂上垂下去的衣裙可见Z字形褶皱形式化的处理办法（图4a）。
图4a 古印度笈多式佛衣中的锯齿纹衣裾 后期犍陀罗样式的立佛,塔克西拉焦里安遗址出土
图4b 古印度笈多式佛衣中的锯齿纹衣裾 秣菟罗地区出土“230年铭”的立佛像
立佛像最早在佛衣侧边显现锯齿纹是在笈多时期的秣菟罗造像上，其年代晚至4世纪初。如秣菟罗地区出土“230年铭”（未知编年）立佛像（图4b）、秣菟罗博物馆藏立佛像等。（图4c）衣摆处垂下锯齿纹是笈多时期佛造像的紧张特性，无论是秣菟罗作风照旧萨尔那特样式，在立佛像都可见到，这也是推断笈多佛像的紧张标志。
图4c 古印度笈多式佛衣中的锯齿纹衣裾 秣菟罗博物馆藏笈多样式立佛
早前金铜立菩萨像如藤井有邻馆藏的金铜菩萨立像、故宫博物院藏的金铜菩萨立像的裙摆处，有简便锯齿纹。但是，早前金铜立佛像的衣摆多是垂下两条垂直衣纹，如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金铜立佛像等。咸阳金铜立像固然外型与日本藏小金铜立佛像十分接近，其左臂下方的衣纹并无锯齿纹，前者的笈多要素仿佛愈加浓厚，其年代约莫较前者更晚。
图5a 中国笈多式佛衣中的锯齿纹衣裾 热瓦克佛寺出土立佛
受4世纪今后笈多作风东渐的影响，Z字形衣纹影响到了中国佛像的创造，其衣摆处的锯齿纹展现出愈来愈精密的趋向。此特性在新疆热瓦克佛寺（图5a）、焉耆七个星佛寺、吐鲁番柏孜克里克佛寺遗址出土的立佛像（图5b）上均可见到证据。此特性在公元420年前后的炳灵寺第169窟立佛像中多量显现（图5c）。
图5b 中国笈多式佛衣中的锯齿纹衣裾 冬宫保藏柏孜克里克佛寺遗址出土立佛
图5c 中国笈多式佛衣中的锯齿纹衣裾 炳灵寺169窟北壁后部立佛像
图5d 中国笈多式佛衣中的锯齿纹衣裾 北魏宁静真君四年苑申像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锯齿纹在北魏时期的金铜佛立像上较为盛行，如北魏宁静真君四年（443年）苑申像（图5d）、北魏延兴三年（473年）王钟伉俪造如来立像、美国多数会博物馆藏太和元年（477）金铜立像、北魏太和九年（485）李伯息造无量寿佛像、北魏太和铜佛立像等，也标明此类造像与笈多艺术之间的亲密干系。笈多佛造像构成了一种标准化的图像构成要素，其特性是在依照贵霜王朝犍陀罗和秣菟罗的造像艺术的两种流派的基本上构成的。
（二）立佛的指模
其次，必要探究的是咸阳金铜立像的指模样式。早前佛教仪轨对佛像指模或姿势有较高的要求。在贵霜时期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单体立像多伸出右手于肩膀或胸前，掌心向外，施无畏印。如前人提到的日本松冈美术馆、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和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保藏的犍陀罗佛像，均接纳左部下垂握衣角，右手举高位于胸前施无畏印的样式。
原考古报告中以为咸阳金铜立佛的“右手上举施无畏印（手部残）” ，形貌有误，与线描图的绘制有所不同。立佛左手屈肘上举，持佛衣一角；右部下垂略弯曲，手部漫漶。仔细察看，右手地点地点在腰间，应与日本小金铜佛像一律，为天然垂下握衣摆。这种左手握衣角于胸前，右部下垂的手势在犍陀罗艺术中并不多见。
图6a 与咸阳铜立佛像接纳相反或相似指模的佛像 犍陀罗立佛像 大英博物馆藏
接纳与咸阳立佛相反或相似指模的犍陀罗作风的单尊立像，其左手并未握衣角，而是天然垂下，被佛衣掩盖。如大英博物馆保藏有一尊犍陀罗立佛，左手惜有残损，（图6a）手背向外，手指向内握住衣裾上端，右手微垂，被垂下的佛衣遮掩。日本一局部藏一尊出土于巴基斯坦萨赫里-巴洛（Sahri-Bahlol）的立像（图6b）也是云云。别的，还可见塔克西拉的吉里（Giri）C佛塔、莫拉莫拉杜（Mohra Muradu）以及阿富汗哈达遗址的白灰膏浮雕立佛像。比年来，贵霜后期阿富汗艾娜克（Mes Aynak）遗址也出土有相似的造像（图6c）。
图6b 与咸阳铜立佛像接纳相反或相似指模的佛像 犍陀罗立佛像 巴基斯坦萨赫里-巴洛出土 日本公家保藏
图6c 与咸阳铜立佛像接纳相反或相似指模的佛像 阿富汗爱娜克遗址出土立佛
除了上述单尊立佛以外，这种指模在犍陀罗群雕中也有显现，如拉合尔博物馆藏的两件浮雕像，第一件左起第一立佛持此指模（图7a），第二件侧边第二立佛亦持此指模（图7b）。柏林民族艺术博物馆藏的一件犍陀罗作风浮雕，持该指模的立佛位于浮雕的一边（图7c）。另有一件被玛丽莲·丽艾（Marylin M. Rhie）以为是公元4世纪的犍陀罗式佛陀群像，左起第二立佛持此指模。别的，白沙瓦博物馆保藏的来自塔赫特·巴希（Takht-i-Bahi）的浮雕（图7d），以及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保藏的一件来自于斯瓦特的浮雕，均体现的题材是已往七佛与弥勒，此中一位立佛也持此指模。茨瓦尔夫（Zwalf）以为浮雕造像中显现这种手势约莫是为了制止反复，最少在已往七佛的题材中，此指模并不必于特定任何一尊的样式。从图像本身看，持该指模的立佛均为群雕像中的胁侍佛或多佛之一，而非主尊造像。
图7a 犍陀罗造像中的同类指模 拉合尔博物馆保藏犍陀罗造像
图7b 犍陀罗造像中的同类指模 拉合尔博物馆保藏犍陀罗造像
图7c 犍陀罗造像中的同类指模 柏林博物馆保藏犍陀罗造像
图7d 犍陀罗造像中的同类指模 已往七佛与弥勒 白沙瓦博物馆保藏
从现有考古质料发觉看，无论是犍陀罗照旧秣菟罗的造像，起首是从属佛塔而存在的。单尊佛像的显现，与佛教信心的提高以及佛教修建的渐渐强壮有关。犍陀罗早前单尊立像的右手多使用无畏印，且衣纹因右手上举，才构成以右皱为主的衣褶。右部下垂，左手上举握衣角的手势显然属于稍后期样式。别的，持该指模的塔克西拉吉里、莫拉莫拉杜佛塔以及哈达遗址佛像的作风，年代约在4、5世纪，被马歇尔以为是犍陀罗后期作风，称为“印度-阿富汗派”。艾娜克遗址也属于贵霜后期。中国佛教造像早前的主尊立佛像多持无畏印，咸阳立佛的手势固然属于犍陀罗造像艺术中少见的指模，但并非早前指模，而是属于犍陀罗佛教艺术提高到一定阶段才显现的新样式。
二、金铜五坐佛艺术特性分析
图1b 咸阳洪渎原成任坟场出土金铜佛像 金铜五佛像
接下去探究别的一件现存为金铜五坐佛造像（图1b），编号M3015:9，通高15.8厘米，宽6.4厘米。铜片大要呈舟形，正面浮雕坐佛五尊呈上中下三排分列，舟身局部两排，每排二佛，舟顶一佛。
（一）五佛的衣纹
咸阳成任村M3015出土的金铜五坐佛像（以下简称咸阳五佛像）磨损、锈蚀较严峻，顶部一佛已完全锈蚀，其他四佛仅余表面。关于五佛的衣纹，有学者提出佛像“上半身光素无纹（平滑）仿佛是刻意铸造而成，而不是磨损大概在星期历程中长时抚摸形成的”，主要具有秣菟罗艺术的特性。
贵霜时期，无论是犍陀罗照旧秣菟罗造像均未见上半身无衣纹的佛像样式。犍陀罗早前佛像着通肩圆领式佛衣，衣纹厚重；秣菟罗早前佛像着袒右肩式佛衣，衣纹虽较为贴体，但左臂处仍有稀疏的衣褶，上半身也可见衣纹。贵霜后期及笈多时期，两者相交融。笈多萨尔那特作风造像则是通体恤身，无衣纹。
咸阳五佛像颈部铸造出圆弧形隆起，可知其身穿圆领式佛衣。但因时间久远，我们已看不出上半身的衣纹样式。假如其着袒右肩式佛衣，右手臂应无衣纹。但是当我们仔细察看左侧下方的两例坐佛，在其右臂处均可见发觉严密分列隆起的稀疏衣纹，并看出衣纹紧贴腰间。这些细节分析咸阳五佛的左侧两佛原着通肩式贴身衣纹的佛衣。
图8a 通肩式贴身衣纹的坐佛像 秣菟罗博物馆藏迦腻色伽51年铭文坐佛像
图8b 通肩式贴身衣纹的坐佛像 勒柯瑙博物馆藏持禅定印坐佛像
通肩式严密贴身衣纹的佛衣显然是交融了秣菟罗与犍陀罗的两种作风，属于佛教造像艺术提高到一段阶段的样式，而不应将其归于单独某一种作风。如秣菟罗博物馆藏迦腻色伽51年铭文的坐佛像，身着贴身通肩佛衣（图8a），分明属于遭到犍陀罗影响的秣菟罗造像，也是秣菟罗造像中少有的编年铭像，可以看出此类佛衣的盛行时间。别的，咸阳五佛的严密贴身衣纹与勒柯瑙博物馆保藏的一件持禅定印坐佛像（图8b）、马歇尔在塔克西拉焦里安佛寺发觉的金铜小坐佛像（图8c）的衣纹较为相似。相似的贴体通肩式佛衣在吐鲁番
图8c 通肩式贴身衣纹的坐佛像 犍陀罗焦里安佛寺出土坐佛像
图8d 通肩式贴身衣纹的坐佛像 俄国冬宫藏柏孜克里克佛寺遗址出土坐佛像
柏孜克里克佛寺遗址出土坐佛像（图8d）、热瓦克佛寺出土的佛像、阿克铁热克(Ak-terek)佛寺出土的佛像，以及酒泉出上的北凉承玄元年（428）造像塔上也可见到。
综上，咸阳出土的五尊结跏趺坐佛像不存在上半身无衣纹的情况，佛像的平滑应是长时的磨损大概粗糙的铸造工艺招致的，其严密贴身的佛衣应该遭到贵霜后期或笈多时期秣菟罗作风造像的影响。
（二）五佛的背光
咸阳五佛像的背光精巧完备，五佛死后皆有菩提树叶形（桃形）头光和背光，头光略小于背光，头光叠压于背光之上。有学者以为“这种将头光叠压于背光之上的做法稀有于秣菟罗佛教造像”。
图9a 古印度造像的头光与背光 尼莫格拉姆遗址出土头光
起首，贵霜时期的犍陀罗与秣菟罗造像，多见头光，身光显现较少。三枚迦腻色伽金币上的佛像体现有头光与舟形背光，但这一特性在犍陀罗石刻佛像中尚未发觉。贵霜早前的犍陀罗佛像的头光是圆形素面，并无装饰。迦腻色伽青铜舍利盒上的佛像以及2、3世纪的斯瓦特查帕特(Chatpat)、尼莫格拉姆(Nimogram)（图9a）等遗址出土的石雕佛像中，头光显现了射线或莲花的图案。马歇尔在塔克西拉焦里安佛寺发觉的金铜坐佛，也是仅有圆形头光未见身光。必要注意的是，在尼莫格拉姆遗址出土的一件公元3世纪支配的浮雕(图9b)，清晰可见圆形背光与圆形头光，是犍陀罗造像中少有的头光与身光的组合。
图9b 古印度造像的头光与背光 尼莫格拉姆遗址出土浮雕佛像（局部）
其次，秣菟罗佛像仅有头光，即使是背屏式造像也未见身光。早前秣菟罗造像如迦腻色伽3年立像及秣菟罗博物馆藏立佛像无头光，而是用宏大的华盖立于佛像顶部。之后，秣菟罗的佛陀像和菩萨像显现圆形头光，或周围装饰有连弧纹，稍晚的新德里国度博物馆迦腻色迦32年铭的佛陀坐像（图9c）和卡特拉佛（Katra）等，在头光内侧是连珠带的同心圆。贵霜终期，头光的装饰纹样渐渐繁复，到了笈多时期，演变成硕大精巧的圆形浮雕。
图9c 古印度造像的头光与背光 新德里国度博物馆迦腻色迦32年铭的佛陀坐像
第三，回到咸阳铜五坐佛，可以分明看出该五佛像皆配桃形背光和椭圆形身光，最上端的结跏趺坐佛像背光边沿装饰有呈放射状火焰纹。第二层右侧坐佛还能看到圆形头光，内侧镌刻有斑纹。该五尊佛死后是背光、身光与头光组合完备的样式，显然应该并非早前佛教造像的背光样式。
现在可以确以为东汉时期的佛像，多是无头光或圆形头光，只是在长江中卑劣发觉的三国至西晋时期的魂瓶上，佛像显现了简便的身光。在早前的金铜佛像中，如藤井有邻馆藏菩萨立像、后赵建武四年坐佛、福格美术馆藏焰肩佛等，插榫均位于佛头顶处，显然也仅有头光。河北与甘肃泾川出土的十六国金铜坐佛像显现了伞盖及背光，出于均衡的思索，插榫则下移至背部上方，插榫的数目也开头增长为两个。这种厘革标明，中国佛教造像在十六国之后，头光与背光的组合才渐渐完备。玛丽莲·丽艾以为身光与头光构成的背光情势约莫显如今第二阶段，但在第三阶段即4世纪中叶的图像中更分明。
图10a 五佛相似的背光与头光 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藏楼兰LA 遗址出土的木凋零件
图10b 五佛相似的背光与头光 丹丹乌里克佛寺出土壁画残片
相似咸阳五佛的头光与背光组合的样式在新疆地区的造像如楼兰LA 遗址出土的3世纪支配木凋零件（图10a）、丹丹乌里克佛寺出土壁画残片（图10b）、北凉石塔如高穆善塔的禅定像（428，图10c）、甘肃省博物馆藏残塔、岷州庙塔、炳灵寺石窟169窟壁画都可以见到。
图10c 五佛相似的背光与头光 北凉高穆善塔禅定像
综上，咸阳金铜五佛背光形制完备，其放射形纹样以及桃形背光和椭圆形头光在十六国到北魏时期较为盛行，这种背光样式影响深远，不休到唐宋时期也在使用。
三、 年代成绩
咸阳成任坟场出土两件金铜佛像的年代成绩是学界眷注的抢手。M3019出土的朱书陶罐，罐体上明白编年为延熹元年（158），可以确定事先代为东汉终期。但是，与之临近的M3015出土的金铜佛像一定是东汉时期的造像吗？
（一）中国早前佛像
要研讨东汉成任坟场出土佛像的年代成绩，天然要比力现有的东汉佛造像的造像特性。俞伟超、阮荣春、吴焯、何志国、荣新江、宿白、霍巍等学者均对其有所奉献，学术界对东汉佛像的了解以前比力深化。
从现在出土的汉代佛像来说，多分布在东北地区长江流域，遗存可见摇钱树、铜镜、魂瓶以及墓葬修建构件之上，山东、徐州地区的汉画像石与汉代摩崖石刻上也有发觉。如现在编年最早是重庆丰都槽房沟延光四年（125）东汉墓出土摇钱树上残存的佛像（图11a）。东汉佛像着通肩圆领佛衣、右手施无畏印或双手禅定印。全体拙朴，比例不和谐，且没有独立造像，而是作为从属物存在。
图11a 中国早前佛像 延光四年摇钱树佛像
图11b 中国早前佛像 鄂州塘角头东吴墓出土釉陶佛像
最早的独立佛像是鄂州塘角头东吴釉陶佛像（图11b）和故宫博物馆院保藏东吴青瓷佛像。别的，1977年新疆和田县买力克阿瓦提遗址发掘的佛像，日本大谷探险队在新疆和田收罗的两件铜佛头号也是学者讨论较多的造像，其年代多有争议。与以上造像比力，咸阳洪渎原出土两件佛像的形制显然完备很多。假如将咸阳佛像归到东汉时期，思索到转达必要时间，必要眷注犍陀罗同时期的造像特点。
（二）犍陀罗早前佛像
有关犍陀罗早前佛像的推断，学界尚有争议，如法切那（Faccenna）以为布特卡拉I号遗址中第一类镌刻年代相对较早，属于公元前1世纪末到公元1世纪初；德黎乌（J.E.Van Lohuizen Deleeuw）也提出意大利考古队从斯瓦特遗址中发掘的造像年代较早。固然犍陀罗最早的佛像尚难以确定，但大多学者以为早前佛像特性可以总结为大头、双目圆睁、肉髻较大较平、嘴部有髭、衣纹镌刻尚显僵硬等特性。
犍陀罗艺术中带编年铭文的佛像并不多见，迦腻色伽一世年代的佛像主要是货币、舍利盒上的佛像。现在，有佛像的货币共有21枚，此中4枚金币，17枚铜币。别的，还可见白沙瓦田野沙琪基泰里（Shāh-ji-Dherī）佛塔遗址发觉的迦腻色伽青铜舍利盒、阿富汗毕马兰（Bimaran）发掘出土的镶嵌红宝石的黄金舍利盒等。从货币与舍利盒上的佛像样式的来看，佛像体现出肉髻、长耳垂、三衣、头光等相好，其符构成熟的造像标准，标明佛像在迦腻色伽一世前后以前显现。
图12a 有编年铭的犍陀罗佛像 白沙瓦博物馆藏“89年铭”帝释窟禅定像
图12b 有编年铭的犍陀罗佛像 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318年铭”立佛像
别的，学界讨论较多的有三件带编年铭文犍陀罗雕像：分散是白沙瓦博物馆藏来自玛玛尼德里（Mamane-Dheri）出土89年帝释窟说法图像（图12a）； 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来自罗里央·唐盖（Loriyan Tangai）318年立佛像；（图12b）大英博物馆原藏来自哈失那格（Hashtnagar）的384年的立佛像。（图12c）只是这三件有年代铭文的佛像，并未明白具体使用的是何种编年。
图12c 有编年铭的犍陀罗佛像 “384年铭”立佛像
对后两件着通肩大衣立佛像的铭文以及年代的推论向来是学界眷注的重点。如依照科诺（Konow）与范·维克（Van Wijk）推算，两尊佛像的日期是公元233年和299年。而德黎乌以为是公元189年与公元258年。本杰明·罗兰（Rowland Jr. Benjamin）和索普（Soper）则推断两尊佛像为公元168和234年。之后，邵瑞琪（Richard Salomon）、乔·克里布（Joe Cribb）和哈里·福克（Harry Falk）都提出了新的表明。
只管一百多年来，我们仍不克不及确定两尊立佛像的准确年代，但从浩繁学者的研讨来看，其造像年代大抵应在公元2至3世纪。两尊立像作风、台座镌刻样式相似，出土地明白。铭文318年的立佛像与384年的造像相差有66年，身体更为宽厚。铭文384年立佛像与白沙瓦博物馆藏的立佛像、拉合尔博物馆等地藏的诸多佛像相似，这些雕像主要出土于白沙瓦河谷东南部地区，如萨赫里-巴洛（Sahri-Bahlol）、塔赫特-伊巴希（Takht-i-Bahi）、贾马尔-加希（Jamal-Garhi）等紧张遗址等。这标明在公元2、3世纪时，犍陀罗的佛教造像相当成熟，作风较为一致。
（三）咸阳佛像的年代
回到东汉成任坟场出土的佛立像，情况就要繁复很多。当一件文物展现出多个年代的杂糅特性，我们在对其举行分析断代时，应该取其特性中最晚显现的年代作为整件器物年代的极限，这也是文物判定的基本纪律。
起首，早前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主要是模仿，佛像作为紧张的转达前言，仿制品会尽约莫地在细节上忠于原始模本，以更多地转达原始图像信息，从而转达给更多现有或潜伏的信徒。
咸阳立佛像与前述两件编年犍陀罗立佛像的作风虽相似，但细节体现有分明不同。如咸阳立佛像左手于胸前握衣角，右部下垂握住衣角的手势，在犍陀罗早前艺术中不仅少见，且多为胁侍佛或多佛之一的手势，分明属于犍陀罗造像成熟之后的作风。
立佛的锯齿形衣纹与五佛的贴身严密通肩式佛衣均体现出了笈多造像的影响。固然，笈多造像显现这种特性约莫显如今更早时期。如威廉姆斯（J.G. Williams）以为笈多佛造像的一些犍陀罗影响方面好比卷曲的衣褶或可追溯到犍陀罗年代。思索到艺术转达必要时间，我们以为这种锯齿的衣纹约莫是在3世纪至4世纪支配显现的。
其次，假如说东汉摇钱树、魂瓶等上的佛像与咸阳佛作风不一律的缘故约莫是东北与陕西地区的转达路途大概盛行作风不同。但是，把咸阳佛表明为东汉时期，必要将以往以为是十六国的金铜像也事先推至东汉。现在，十六国造像可以确定年代的有建武四年造像、甘肃泾川窖藏出土的十六国佛像等，与之相似的数十件金铜佛像作风一致，学界已有共鸣。咸阳佛的样式与十六国佛像的特点相似大概具有更晚的特性，如五佛的背光精巧，甘肃泾川窖藏十六国佛像的莲花瓣纹样与咸阳立佛一律。不仅云云，立像与五佛的头部特性均为磨光肉髻，通常显如今十六国到北魏初期的造像上。
别的，值得一提的是与咸阳立佛像十分相似的日本藏金铜小立佛像，原为东京美术学校校长正木直彦的保藏，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下落不明。在正木直彦的《十三松堂观摩录》中图四十六即为“犍陀罗小铜佛”。熊谷宣夫以为该像为公元4世纪支配的作品。玛丽莲·丽艾也以为它的作风与西安浮雕像接近，将其归到第三阶段的早前。以上可知，国际学者在讨论相似造像时，也多将其年代会合在十六国时期。
从现在现存的早前有编年铭的佛像来看，佛像的偶像崇拜在公元1世纪之后才显现，假如咸阳两件金铜佛像被以为是东汉时期，标明其属于犍陀罗造像早前作风，与其流利的衣纹和少见的指模样式分歧。假如依照东汉后期的3世纪初来盘算，也不克不及公道表明立佛显现的笈多式锯齿衣纹及五佛死后的繁复背光。其莲座几乎与印度龙树山等地的莲座同时或更早显现，这好坏常难以建立的。将其与年代较为清晰的塔克西拉地区的吉里和焦里安佛塔、斯瓦特查帕特、尼莫格姆等遗址出土的佛像举行比力，我们以为咸阳出土的两件铜佛像年代应在4世纪支配。
结 论
综上，经过对咸阳成任坟场出土两件金铜佛像的察看，我们以为立像分明具有贵霜时期的犍陀罗、贵霜时期的秣菟罗和笈多时期的秣菟罗三种作风。此中犍陀罗作风主要表如今衣纹上——贴身严密的通肩大衣；贵霜时期秣菟罗作风主要表如今磨光肉髻和无白毫上；其指模比力共同，当在犍陀罗艺术中较晚显现。其体现的最晚的年代要素是笈多作风，主要表如今左下角衣角的锯齿纹上。五佛的贴身严密通肩式佛衣及其完备而繁复的背光和头光组合也将其年代指向了笈多时期。综上，我们以为其年代应该是在十六国时期（304-439）比力公道。
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在汉墓中发觉的情况并非孤例。至于咸阳佛像显如今东汉坟场中的缘故，我们只能做一些推测。该墓从前以前被盗掘，金铜佛像发觉于距离盗洞3.4米的主室内东南角。不外笔者并不认同姚崇新教师的意见，应不是盗墓者带入的。盗墓者以求财为主要目标，而在事先，青铜本身既是铸造货币的质料。故盗墓者不会丢弃青铜铸造的佛像。由于东汉到魏晋时期，相当多的汉墓存在二次葬或多次葬的情况，尚不克不及扫除同一个家属在魏晋时期对东汉后期砖室墓的二次或多次使用。对这两件宝贵的佛像年代的讨论并非完毕，渴望有更多学科的专家到场此中，这大概就是考古的诱人之处。
